制造明君：为什么人们都愿意相信他会下“罪己诏”？

▲萧玉田 绘《汉武帝》

第一次读他书的人，估计99%的会觉得他“疯”了，因为他的观点太雷人、太颠覆“常识”了。

比如，汉武帝晚年的“罪己诏”，既符合民众的善良愿望，也很适合借古人言今事，更有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言之凿凿的记述。

然而，他却写了一本《制造汉武帝》的书，不但指出“罪己诏”这件事是假的，甚至那个雄才伟略的汉武帝，都是史学家“剪裁”“制造”出来的。

类似观点，他的作品中还有很多。为此，他几乎遭受了从民间到学界的集体“群殴”，从一名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，一夜之间成了挨骂最多的网红。

不过，如果真正理解了何为历史，或者真正读懂他的人，却说他是“当代的顾颉刚”，他，就是历史学家辛德勇。

我们知道，民国期间，史学大家顾颉刚用一本《古史辨自序》引发了一场史学地震，他发现中国上古史存在着“层累造史”现象。简单说，“时代愈后，传说的古史期愈长，传说中的中心人物越来越圣化”。

在此基础上，顾颉刚大胆提出，商、周以前的上古史，都要存疑，需要考证、辨析史料真伪，从而开启了中国史学界疑古、辨古、考证古代历史文献的先河。他还提出要打破四项非信史的基本观念：

· 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；

· 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；

· 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；

· 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。

这其实是用一种“有罪推定”的眼光来看待历史文献的理性批判精神。同时代王国维的“两重证据法”，胡适的“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”、“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”，傅斯年的“史学即史料学，让史料自己说话”其实都是这种精神在历史领域的具体展现。可以说，任何一个合格的历史工作者都是“顾颉刚的孩子”。

然而，长期以来，历史学始终从属于各种政治需要，即使顾颉刚所处的民国，也不例外。质疑精神、科学方法反倒成了异类。梁启超为提升民族自信而提出的“四大文明古国”，自不必说。

再比如，辛德勇质疑汉武帝的“轮台罪己诏”，今天之所以被“群殴”，并不是因为司马光更权威，而是在强大的利维坦面前，自知渺小的个体需要它存在。

历史有三个层次：求真、以史为鉴、回归人性。然而，求真是后两者的前提，可靠的史料是历史的起点。再良善的史学观点，一旦事实的真实性存疑，历史大厦也就坍塌了。

当然，辛德勇之所以被称为“当代顾颉刚”，那些“雷人观点”只是表象而已，根本原因在于他继承了顾颉刚的怀疑精神和科学的治史方法。

不过，辛德勇又比前辈先贤看得更高、走得更远。这一方面得益于他对顾颉刚治史精神的继承，另一方面得益于技术进步，以及历史学自20世纪以来在欧美世界的迅猛发展。

今天，如果把历史当作生动的文学，最好的选择是读《三国演义》，如果把历史当作政治，应该直接读《资治通鉴》，但如果想打开作为社会科学的历史之门，一定要读辛德勇，因为他的作品，不仅充满了真知灼见，更重要的是，为我们提供了一整套读史、治史的规范和方法论。读辛德勇作品的最大收获，还不是颠覆我们已知的许多历史知识和观点，而是能够学会用历史学家的思维、方法、工具看问题。

为此，先知书店诚挚推荐辛德勇代表作《制造汉武帝》，并经多方努力，争取到作者的亲笔签名，本书仅剩少量库存，长按下图，识别图中的二维码，即可抢先收藏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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